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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4-25 08:11

唐宪宗平定藩镇之乱综述



库屠左夫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www.jkchw.com/forum-49-1.html


  引子:一幅天象,两则谶语,三位宰相

  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在号称“中兴”的唐宪宗执政年间,本是个令人振奋之年。

  彼时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三个藩镇的反叛已经被唐王朝彻底平定。

  自安史之乱结束后,长期作乱、形同独立的“河北三镇”中兵力最多、实力最强的魏博镇在新任镇将田兴带领下归顺朝廷,这让刚刚经历征讨成德镇失败的唐宪宗大喜过望,为田兴赐名“弘正”,在宪宗看来,彻底平定河北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年,对反叛藩镇持强烈鹰派观点的主战派名臣武元衡结束了节度西川的七年岁月,被调回长安中枢。上述三件事中,可能唯有这件,才真正让骄横已久、跋扈成性,对朝廷政令明里暗里置若罔闻的成德、淄青、淮西等藩镇如芒刺在背。在藩镇问题上,以唐宪宗的果敢和宰相武元衡的强硬,一场以彻底扫平藩镇割据为目标的狂飙即将在大唐帝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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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宪宗

  然而就在此时,一幅神秘而恐怖的天象出现在长安夜空——太白犯上。

  太白犯上,即犯岁星。《宋书· 天文志》曰:“晋孝武太元十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岁星,是时河朔禾一连。兵在外,冬大饥之应。”《荆州占》曰:“太白犯岁星,为旱,为兵,若环绕与之并光,有兵战,破军,杀将。”《黄帝占》曰:“岁星与太白合,为饥、为疾、为内兵。” ……古之天文志所载,此天象皆为天灾、兵火等凶兆。

  正当人们惊惶未定之际,一句方士的谶语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流传开来:“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三相者,三宰相也。哪三个宰相?明眼人都看得到,如今在朝堂之上,深受宪宗倚重的宰相只有三位:李绛、李吉甫、武元衡。

  李绛,是著名的骨鲠之臣,常直指宪宗为政之弊,被宪宗倚为股肱。深谙河北乱局的李绛为宪宗出谋划策,为兵不血刃收复魏博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吉甫,中唐著名政治家、地理学家,从地方到中央执政经验丰富,他主持编定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为唐宪宗立足全国平定藩镇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后世研究中晚唐政治经济地理状况提供了难得的借鉴。李绛和李吉甫虽然相互争执不断,但都为宪宗制定了先平淮西、再定河北、循序渐进的平叛方略,堪称一时双璧。

  剩下一个,就是武元衡。

  武元衡以对反叛藩镇态度强硬著称于世。在宪宗的爷爷——德宗当政时,武元衡就以明达干练、为政清廉闻名于当时,德宗称赞:“元衡真宰相器也!”德宗死后,顺宗即位。顺宗心腹、改革派首领王叔文拉拢武元衡进入自己阵营,武元衡拒不答应。王叔文怀恨在心,对武元衡肆意诽谤,将其罢职,直到宪宗即位后才得到升迁。在武元衡的建议下,宪宗平定了镇海李锜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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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元衡

  神策军将领高崇文平定西川节度使刘辟之乱后,被直接任命为西川节度使。但高崇文治军有方,理民无策,搞得西川民怨沸腾。无奈,宪宗以武元衡以宰相之尊兼任西川节度使,接替高崇文。武元衡在西川与民约法、裁汰冗兵、劝课农桑,在他治理下,七年间,西川地区又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生机和富饶,也为后来唐宪宗的平叛战争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此时,在西川颇有政声的武元衡被调回长安中枢,即将对割据的藩镇大展拳脚。李绛、李吉甫、武元衡,三位名相成为环绕宪宗的铁三角。虽然各自行为方式不同、性格才干各异,但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上却是一致的。唐宪宗意欲削平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实现大唐中兴盛世的愿望似乎就要实现了。然而此时,这句不详的谶语却让所有人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怕什么来什么。只过了一个多月,李绛以足疾被免职。第二年十月,在唐王朝大举征讨拒不听命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关键时刻,宰相李吉甫因为暴病去世。不到两年时间,“铁三角”就只有武元衡硕果仅存。人们关注的目光自然都投到了武元衡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一则神秘童谣又出现在长安。到处有人传说,看到一群孩童聚在一起传唱一句奇怪的话“打麦麦打三三三”,然后舞动着袖子齐喊着:“舞了也!”随即便消失不见。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猜测不断。

  自古以来,谶语和童谣往往包含着惊人准确的政治信号。无论是秦末的“大楚兴,陈胜王”,还是王莽乱政时的“刘秀当为天子”,以及东汉末年,董卓造逆时出现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面历史的发展无不印证其准确性。难道童谣示警的预言再次出现了?这些童谣和当朝宰相武元衡有没有关系?就在众人惊疑之际,谁也没有想到,宰相武元衡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惨烈方式猝然离开人世。

  横祸:曝尸街头的朝廷重臣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天色还没有大亮。异常寂静的长安街头潜伏着杀机。武元衡从家里出来,赶赴大明宫上朝。他不知道,自他踏出家门那一刻开始,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此时的暗夜中,早有几个黑影身怀利器、悄然潜行,向他跟踪而去。

  刚出靖安里东门,离大明宫尚远,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一声断喝:“烛灭!”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飞来一支利箭,射灭了随从提着的灯笼,街上顿时黑了下来,武元衡的肩膀也中了箭。同时,几条黑影从树影中闪了出来,他们驱散了随从直取武元衡。只听得“啊呀”一声,武元衡的左大腿被大棒狠狠击中。刺客冲散护卫,簇拥着武元衡的单人独马,又向东南方行走了十余步,将武元衡杀害。刺客将武元衡头颅砍下,装入怀中,扬长而去。等护卫们呼喊着围涌上来,用火把一照,才发现武元衡没有头颅的尸体已直挺挺的躺在血泊中。

  “宰相大人被刺杀啦!宰相大人被刺杀啦!……”

  惊魂未定的护卫们狼奔豕突、四处告警,此时长安街头行人不多,听到护卫们惊呼,也跟着大喊奔逃,“宰相被刺”的消息也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瞬间传到了长安城的每个角落。自然,也传到了大明宫里的大唐朝廷。

  朝堂之上,望着本应由武元衡站立的宰相之位如今却空空如也,想着昨天离开前的武元衡还是那样雄姿英发、挥斥方遒,不到半天就变成了一具没有头颅、鲜血淋淋的可怖尸体,这如何不让宪宗君臣惊骇莫名、不寒而栗?宪宗高高在上,呆坐不语,群臣面面相觑,惊魂未定,所有人都在思索着那个可怕的谶语和童谣。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打麦”者,打麦之时也。六月初三,正是麦收之时。“麦打”者,指暗中突击,正是刺客夜伏、袭杀宰相。“三三三”,不正是六月三日么?“舞了也”,谐音即指武元衡将死。面对被刺杀的宰相和被验证的童谣,人人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御史中丞裴度于通化坊遇刺,身负重伤!”

  就在此时,御史中丞裴度的护卫也进宫急报,宪宗君臣还没从宰相横死的震惊中缓过劲来,就又被这一消息惊得目瞪口呆。与李吉甫、李绛、武元衡同为中唐名臣的裴度也对割据藩镇持强硬态度。

  当天早上,裴度从长安通化里宅所出门,刺客向裴度击刺三剑:头一剑砍断了裴度的靴带;第二剑刺中背部,刚刚划破内衣;末一剑刺伤头部。裴度跌下马来,幸好他头戴毡帽,因此伤得不深。刺客又挥剑追杀裴度,随从王义以身掩护,被砍断了右手。裴度跌进路边沟中,刺客以为他已死,这才罢手离去。幸有义仆护卫,裴度才侥幸逃得性命。然而他并不知道,宰相武元衡就没自己这么幸运,早已在刺客的全力攻击下撒手人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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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度

  昭昭天日、朗朗乾坤,竟然有刺客于帝都长安谋刺重臣、扬长而去,大唐颜面何存?!盛怒之下,宪宗严令有司限期破案,同时加强京城防卫,严查出入人等,诺大京城已是风声鹤唳、如临大敌。然而刺客似乎不以为意,他们在金吾卫、府衙、县衙都留下纸条,上面写着“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别忙着抓我,我会先杀了你们)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恐怖氛围之下,宰相等大臣出入宫城,都有禁军将士张弓搭箭、抽刀在手护卫,普通朝臣更是天不亮不敢出门,每天早上宪宗在大殿御座上朝已久,站班的朝臣都没有到齐。

  是谁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在这煌煌帝都行此大案?答案已不言自明。如今朝廷对叛镇淮西战事方酣,为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割据现状,成德镇节度使王承宗,以及割据齐地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无疑有着最大嫌疑。尤其是这个李师道,谁不知道他畜养死士、多行不法?此前他百般阻挠朝廷对淮西用兵,曾悍然派遣数十名死士,潜入朝廷钱粮辎重转运地——河阴漕院,杀伤官兵十余人,烧毁大批军需粮饷,淮西平叛战争因此遭遇重大挫折。如今这派遣刺客、谋杀宰相的勾当,不是他做的,又是谁呢?

  面对刺客露骨的恐吓和背后谋主的狠辣,连长安官府的捕快也不敢追踪过急。堂堂朝廷政令居然比不上几个毛贼的“无头告示”,岂非咄咄怪事?对藩镇持强硬态度的“铁三角”或去职或殒命,如今这朝堂之上,已无几人敢直面强藩的威胁了。面对缄口束手、明哲保身的群臣,宪宗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兵部侍郎许孟容见状,愤然上言:“自古以来,哪有宰相横尸街头,却不能捕获刺客的?这是朝廷之辱啊!”一言未毕,已是声泪俱下。而后,他又建言:“请以裴中丞(裴度)为相,将刺客一网打尽,揪出主谋!”在此感召下,宪宗痛下决心,昭告中外: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包庇藏匿刺客者,举族诛之。于是京城戒严,侦缉四出,全力捕捉刺客。

  与此同时,在裴度养伤的半个月中,宪宗遣宦官探望者络绎不绝,同时派遣守卫宫廷的禁军前去裴度府中护卫,以防不测。然而还是有朝臣被刺客吓破了胆,上言罢免裴度,以安王承宗、李师道之心。结果被宪宗骂了个狗血淋头:“如果罢免了裴度,正是让这些叛藩阴谋得逞,朝廷哪里还有什么纲纪可言?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王李二贼!”

  此言,足以为宪宗对淮西、成德、淄青等叛藩的宣战诏书。

  裴度康复后,宪宗马上召见裴度,不久便以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全力负责对淮西的战争。至此,叛乱藩镇对朝廷重臣的“斩首行动”就此告一段落。

  缘起:安史之乱的恶劣影响

  唐王朝中央政权和强藩的关系是如何发展到这水火不容的地步的?一切还要从安史之乱说起。

  唐玄宗统治中后期,日益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下,在所谓盛世光环的笼罩下,大唐朝廷已是外强中干、积重难返。在一场场看似辉煌的对外战争中,镇守边疆的节度使们逐渐打破了节度使“不遥领、不兼统、不久任”的制度惯例,一个个领大镇、拥劲卒、统庶民,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特别是镇守大唐北境的大将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拥有全国边军数量的一半。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安禄山率精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南下犯阙。一时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将大唐盛世拦腰斩断的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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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形势图

  在叛军凌厉的攻势下,包括东都洛阳在内,河北河南大片州郡沦入敌手。玄宗大惊,先后派宿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镇守潼关,保卫京城安全。然而由于玄宗张皇失措、急于求成,先是冤杀了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后又逼迫哥舒翰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坚城潼关与叛军决战。结果灵宝一败,二十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玄宗闻讯,仓皇西逃入蜀,叛军长驱直入长安,平叛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

  奔蜀途中,太子李亨于灵武尊玄宗为太上皇,即位为唐肃宗,统帅前来勤王的朔方、安西、北庭等诸军继续平叛,同时请回纥派骑兵增援。至此,安史之乱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经过郭子仪、李光弼、张巡等将领的艰苦鏖战,唐军终于保住了江淮财赋之地,同时收复了长安、洛阳。然而肃宗,以及其子代宗却继承了玄宗猜忌武将、宠信宦官的态度,将功勋卓著的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排挤出朝廷中枢。加之叛军有生力量迟迟没有被歼灭,安禄山、安庆绪父子死后,史思明、史朝义父子又继之而起,导致平叛战争后又出现若干反复。最终,唐军大将仆固怀恩接替李光弼,被代宗任命为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全面主持对河北叛军余部的征讨,平叛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反攻阶段。

  此时,虽然安史首恶已死于非命,史朝义已是穷途末路,但叛军将领和余部众多,在河北各州郡的实力并未受大的损失,若要一一讨平,则战事势必迁延日久。同时,鉴于代宗昏庸、鱼朝恩、程元振等宦官乱政,朝廷对立下大功的将领郭子仪、李光弼百般猜忌掣肘,也让仆固怀恩心有余悸。于是,仆固怀恩产生出树外藩朋党以自固之念。在薛嵩、张忠志等安史叛将乞降时,仆固怀恩便上表朝廷,建议采用纳降分化之议,以广招来者,早至太平。

  同时唐王朝也希望早日结束平叛战争。在旷日持久的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西北边境的陇右、安西、北庭等地边军悉数内调平叛,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内侵,连陷数十州,尽得河西、陇右之地,不但使唐王朝百年来在西北地区的征服成果毁于一旦,还严重威胁都城长安的安全。回纥也在助唐平叛过程中看透了唐王朝的虚弱,轻慢唐使刘清潭,声言欲进攻唐朝。唐王朝希望尽快平叛,以分兵应对吐蕃、回纥的威胁,因此,同意了仆固怀恩的建议。

  战争结束前后,唐王朝先后任命薛嵩为卫相节度使,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领河北五州之地。以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虽然唐王朝吸取了安禄山独占三镇、兵雄天下的教训,大大缩小了各镇地盘,但以成德、魏博、卢龙为主的“河朔三镇”从此俨然成为名义上归附中央的“独立王国”。安史降将们自统其兵、自有其地、自领其民,赋税不输中央、声教不通河北,骄兵悍将从此不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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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方镇图

  挣扎:安史之后的反复拉锯

  代宗承安史乱后国力之衰,加之宦官专权、奸臣当道,对河北诸藩采取了事实上的姑息纵容政策。面对河北三镇之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修建“四圣堂”,公然为安史首恶招魂的行径,代宗也只是下诏切责、不敢加兵,还将女儿嫁与田承嗣之子,并晋封田氏为雁门郡王了事。田承嗣得寸进尺,继续染指近邻昭义镇。

  忍无可忍之下,代宗被迫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为主力,下诏讨伐魏博镇。哪知同为安史降将、河北强藩的二李与田承嗣只是狗咬狗的“窝里斗”,在拥兵自重、藐视中央方面和田承嗣并无二致,让他们担当主力去讨伐田承嗣结局可想而知。田承嗣还分遣说客劝说成德、卢龙、淄青、山南东道等藩镇,策动各镇联结互保,按兵不动。在两度做游戏般的打打停停之后,唐王朝糜兵费饷、师老无功,唐代宗无奈下诏,赦免田承嗣之罪,恢复官爵,并对所部将领一概不予追究,讨伐战争宣告失败。田承嗣死后,其侄田悦奉其遗命承袭其位,朝廷居然封田悦为魏博留后,追赠田承嗣为太保。自此,魏博镇首开藩镇节度使世袭之先例。

  对彼时的唐王朝来说,“屋漏又遭连阴雨”是最恰当的形容。

  对河北叛藩战争失败的同时,唐王朝还承受着吐蕃、回纥等民族政权来自西部边境的进犯。面对唐王朝的猜忌,大将仆固怀恩逃亡回纥,利用之前与回纥达成的盟约,引回纥、吐蕃、契丹、吐谷浑等民族二十余万大军几度入寇,占据长安以西大片土地。长安城一度被吐蕃军队攻占,还被立了个傀儡皇帝,唐代宗被迫依玄宗故事再度出逃。最后在宿将郭子仪、马燧、浑瑊等人的全力抵挡下,才终于收复都城、恢复国土。但唐王朝已经元气大伤,平定安史之乱中的主力——朔方军也损失殆尽,不得不听从郭子仪建议,依靠河北诸藩轮番派兵驻守帝国西境抵御吐蕃,谓之“防秋”,再无能力克制嚣张跋扈的河北藩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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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蕃全图

  代宗死后,德宗即位。作为安史之乱、征讨魏博等战乱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德宗深感安史之乱以来藩镇跋扈、国家凋敝、外患频仍、大唐王朝尊严尽失之痛,下定决心要彻底铲除不尊号令、不沾王化的河北藩镇。

  即位之初,德宗励精图治、整顿朝纲、以谋振兴。首先罢免各地岁贡,减宫中用度,禁止天下上供奇珍异兽,释放宫女,裁汰冗员,同时任命干才崔佑甫、杨炎为相。又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封太尉兼中书令,以其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分别为河中尹、灵州大都督、振武等军节度使,在政治、军事方面稳定了局势。在财政方面,依杨炎之议废除租庸调以及一切杂税,推行两税法,减轻了百姓负担,大胆使用刘晏、第五琦等干才分理财税,使国家财政紧张状况大为缓解。

  就在一切似乎就要步入正轨的时候,急于求成、贪功冒进的德宗认为平定强藩、一雪前耻的机会到了,仓促发动了对藩镇的战争。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上表请求循魏博田悦故事,承袭节度使之位。面对李惟岳的奏请,德宗怒不可遏,坚决不同意。李宝臣生前就与魏博田承嗣、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正己相约,要共同将土地传于子孙。因此,魏博新任节度使田悦屡次上表,请求李惟岳袭位。田悦本就是田承嗣靠河北三镇的武力后盾,胁迫代宗同意才继承魏博节度使的,如今这个“二代节度使”又来胁迫德宗,怎能不让德宗“怒从心头起”呢?

  见德宗死活不同意,李惟岳干脆自任成德镇留后,公然对抗朝廷。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也遣使入成德,约定联兵对抗之策。代宗时,虽然河北三镇已自成一体、沆瀣一气,但公开反叛的毕竟只有魏博一家。而此时,却是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等藩镇联兵反叛。代宗养痈遗患的绥靖政策终于迎来恶果,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德宗也不含糊,当即命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幽州节度使朱滔等镇联合讨伐成德、魏博等镇,同时命名将李晟率神策军与诸镇联兵进剿。很快,两河一带烽烟四起、杀声震天,安史乱后又遭兵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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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宗

  战争初期,在神策军和忠于唐室的藩镇军队打击下,叛藩军队丢盔卸甲、丧地连连,其主力魏博军已到了覆灭的边缘,关键时刻,成德镇将领王武俊缢杀李惟岳降唐,德宗平藩战争近于胜利。

  但是,由于德宗处置不当,没有照顾同属河北三镇、实力强劲的幽州镇利益,同时马燧、李抱真等唐军将领内部矛盾重重,导致幽州节度使朱滔倒戈。王武俊也对朝廷封赏不满,再次竖起叛旗,河北三镇共同进退,局势瞬间逆转。与此同时,处于河南、江淮一带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一举讨平了叛乱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宠义,并逼其自杀。李希烈志得意满、野心膨胀,在河北叛镇的撺掇下,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公然与朝廷对抗。同时幽州朱滔自称冀王,魏博田悦称魏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以朱滔为盟主。自此,从河北到河南,从黄河到大海,大唐王朝腹地一夜之间仿佛回到了群雄合纵的战国年代,平叛形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李希烈称王后,遣兵四处抄掠,攻陷汝州,包围郑州,大扰东都洛阳,河北未平,河南局势又呈鼎沸。面对乱局,德宗派荆襄、江西、沔鄂等道军队征讨李希烈,同时遣驻防西北的泾原镇军队前往征讨。

  泾原军经过长安时,德宗本已答应供给衣食并给予赏赐,但京兆尹王翔只赏赐了粗茶淡饭。士兵们十分愤怒,拥立赋闲在京的太尉朱泚为主,起而为乱,并攻占长安。唐德宗无奈逃亡奉天,史称“泾原之变”。这位朱泚正是幽州节度使,自称冀王的朱滔之兄,新唐书载其“外宽和,中实狠刻”,善于笼络士卒,很得人心,也是个厉害角色。当即去信与其弟相约:“朝廷根本关中之地,指日便可平定。河北之地已尽归你手(此时朱滔是河北叛藩盟主),你我当会师于洛阳。”借助乱兵窃据长安后,朱泚公然即位为大秦皇帝,并大杀李唐宗室,派兵围攻唐德宗和少数唐军据守的奉天城。史载乱箭已射至德宗御座前十几步的地方,大唐帝国已到了瓜分豆剖的危险境地!唐朝大将李晟、马燧、李怀光、浑瑊、尚可孤、洛元光闻变,分别从河北战场和各自驻地紧急前往奉天勤王,一场恶战在孤城奉天周边爆发。

  朱泚叛军赶造云梯,高广各数丈,梯上可容壮士五百人,以其轮番攻城。德宗以封官告身千余通和食实封的奖赏,令浑瑊招募敢死勇士御敌。紧要关头,唐德宗无奈接受名臣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诏》,历数自己即位以来为政不当、猜忌功臣、贪财好货、征伐扰民等过错,以求得民心拥戴。同时,猛将浑瑊以忠义激励守城官兵,自己身中流矢,犹死战不退,并以火攻烧毁叛军工程器具。城外唐军乘机里应外合、多管齐下,迫使叛军撤围退回长安。此后,喘息甫定的德宗以李晟为诸路唐军主将,以浑瑊、尚可孤等唐军相配合,以突袭方式收复了都城长安,平定了这场泼天之乱。

  然而事情还没完。手握重兵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颇为自负,又在奉天保卫战中立下大功,因之扬言要在面圣之时奏请诛杀奸臣德宗身边的奸臣卢杞。恐惧的卢杞向德宗进谗,阻挠李怀光面圣。怀光一怒之下,与朱泚联兵作乱,德宗被迫再次出逃。幸亏大将李晟又马不停蹄率军平叛,加上历经战火人心思定,李怀光很快被部将所杀,叛乱遂告平定。

  重回京城、惊魂未定的德宗已经没有了当初发动削藩战争的意气风发,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他在罪己诏中便将河北藩镇叛乱的责任归结于自己头上,此时更是赦免了各镇主将之罪,允许其官复原职,将主要兵力用于平定淮西的李希烈。河北诸藩就坡下驴,纷纷取消王号,在保有土地、甲兵的情况下宣布遵中央号令。最终,李希烈与妻子和五个儿子一同被部将陈仙奇所杀,淮西之乱也告平定。德宗忙不迭的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准其按河北藩镇故事呈半独立状态。

  从讨伐成德李惟岳,到淮西李希烈被杀,五年之内,德宗经历了河北之乱、淮西之乱、泾原之乱、李怀光之乱四场大乱,唐王朝丧师糜饷、户口锐减,得到的却是河北藩镇跋扈依旧、淮西之地亦脱离中央的结果,削藩战争彻底失败。在此后二十年的统治岁月中,德宗一改即位时的励精图治,变得得过且过,意气消沉,同时贪财如命,任用奸佞,各割据藩镇抓住这一软肋,通过定期不定期进献财物的方式换取德宗的姑息绥靖,进一步强化了割据自雄的独立状态。

  在河北、淄青、淮西各镇的示范作用下,其余藩镇也开始蠢蠢欲动,为后世宪宗平叛埋下诸多隐患。唐王朝在藩镇割据、朝政腐败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在这里提一句,白居易记录民间疾苦的名篇《卖炭翁》便是作于德宗统治时期,王朝之衰危、百姓之疾苦可见一斑。

  更严重的是,德宗有感于泾原之乱时禁军的不听调度,偏执地认为只有宦官对自己才最忠诚,遂以宦官霍仙鸣、窦文场为号称“天子护军”的神策军左右中尉。从此宦官将禁军牢牢掌握在手里,逐渐成为把持朝政、左右天下的重要政治力量。自穆宗后,凭借神策军权,每一任皇帝甚至都由宦官拥立。宪宗之后,大唐不乏力图振作的皇帝,但无论是即使柔弱,依然试图发动甘露之变的文宗,还是英明果决,重用名相李德裕,创造“会昌之治”的武宗,亦或以隐忍睿断、雄猜天下著称,创造“大中之治”,号称“小太宗”的宣宗,都不能分毫触动宦官手中的军权,无奈撒手人寰,任由朝政日非。其他君主更成为宦官刀俎之下的鱼肉。大唐宗室聚居生活的“十六宅”,成了统领禁军的权宦们畜养傀儡的“猪圈”。一位位皇子在被宦官们明火执仗的拉出去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拥上帝位,从此生活在刺刀监视之下;还是被诬谋反,直接牵出斩首街头,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大唐天子和整个唐王朝的尊严沦入谷底,直到灭亡,不亦悲乎!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如斯情景,德宗是看不到了。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驾崩于大明宫会宁殿,只给后世留下了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逆境:养痈遗患的恶劣后果

  德宗死后,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为太子二十六年,亲历了藩镇叛乱的烽火硝烟,耳闻朝臣、宦官的相互倾轧,承受着德宗晚年的刻薄猜忌,在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韩愈在《顺宗实录》中称赞他“慈孝宽大,仁而善断,留心艺学,亦微信尚浮屠法。”尤其难得的是,“泾原之乱”中德宗因朱泚乱兵所迫逃亡奉天,顺宗亦随扈出奔。在四十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顺宗仗剑殿后,激励将士坚守城池,为打退叛军,重回长安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德宗晚年愈来愈严重的猜忌防范,顺宗在太子之位上韬光养晦、深藏锋芒,同时聚集起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富于才干和政治抱负的人才,组成自己未来的执政班底,时常秘密评点时政、纵论大势,为即位做准备。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天下都以为太子仁孝干练、大唐复兴有望的时候,一件事情的发生打破了所有人的希望。

  顺宗突然中风瘫痪,难以视事。德宗伤心之余,身体也每况愈下。虽然屡请名医生治疗,但顺宗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直到德宗去世。德宗驾崩后,顺宗依然按照遗诏登上帝位,改元永贞。原为太子心腹的翰林待诏王叔文等人本来希望以顺宗为后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此时顺宗身体不适,口不能言,改革条件先天不足,施政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虽然如此,王叔文集团还是进行了若干尝试。他们废除民怨颇多的“宫市”政策;罢去诸镇上贡进献,规定除两税正税之外,免去所有杂税;整顿财政,进而谋夺宦官手中控制的禁军军权。

  面对王叔文集团的进攻,掌握禁军大权的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联合对王叔文集团不满的朝臣进行反击,挫败了王叔文意欲夺取军权的努力。同时,俱文珍等人迅速集中于皇长子李纯周围,形成王叔文的强大反对力量。另一方面,王叔文即非世家大族出身,也非科举进士及第,名不正言不顺,同时由于作风专横急躁,得罪了一大批朝臣、宗室、藩镇,也导致改革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顺宗又无法给予强有力支持,因此很快归于失败。

  在宦官、朝臣和藩镇压力下,顺宗被迫立长子李纯为太子,未几又令皇太子监国,并很快逊位为太上皇。李纯即位,是为宪宗。宪宗登位后,立即下令严惩王叔文集团,将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主要人物一律贬谪,不久又将首脑王叔文赐死,完成了对权力的最终掌控。

  虽然“永贞革新”最终失败,但英明果敢的宪宗还是事实上继承了其父顺宗未尽的中兴大业,致力于强化中央权威、消除藩镇割据,为大唐帝国最后一抹余晖——“元和中兴”的到来拉开了序幕。

  宪宗当国之时,国内局势不容乐观:

  一方面,在德宗的长期纵容姑息下,河北、淄青、淮西诸镇嚣张跋扈,不听号令已成常态。

  河北三镇之首,魏博镇从割据伊始算起,已经经历田承嗣、田悦、田绪、田季安祖孙三代四任统治者,在割据诸镇中首屈一指、树大根深。成德镇也经历了王武俊、王世真两代统治,承袭之势已成。卢龙幽州节度使朱滔死后,将士推举刘怦暂时主持事务。朝廷授任刘怦为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知节度事,总揽幽州大权。刘怦不久去世,又由其子刘济继任幽州节度使。相比其他割据藩镇,刘济对朝廷十分恭顺。在刘济被自己的狠毒儿子刘总弑杀前,节度幽州长达二十多年,客观上成为帝国北部屏障。相比恭顺的刘济,淄青镇对中央威胁更加严重。自镇将李正己为祸代宗、李纳为祸德宗后,李纳之子李师古承袭节度使。在长期的藩镇战争中,淄青镇逐渐囊括淄、青、齐、海、登等十五州之地,实际控制范围覆盖今天山东到江苏两省大部,版图之广为各割据藩镇之首。李师古死后,其弟李师道即位。李师道向来以凶狠阴毒著称。他驯养了一批擅长突袭刺杀的亡命之徒,为阻挠中央政权的削藩战争,制造了数起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本文开头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遇刺一案,便是李氏“杰作”。德宗时祸乱江淮河南的淮西镇也同样延续了割据和独立状态。镇将李希烈被部下陈仙奇杀死后,由陈仙奇袭位节度使。然而不久后,陈仙奇又被部将吴少诚所杀。在叛军拥戴之下,吴少诚自任留后,开始掌管淮西。此后吴少诚多次出兵攻略周边颍县、许州等地,德宗派兵征讨,却连连败绩,被迫赦免他的一切罪行,正式任命为淮西节度使。唐顺宗时,还加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宪宗时,为安抚骄悍异常的淮西镇,还不得不给吴少诚加官晋爵,迁检校司空。各割据藩镇即相互掣肘,又相互联合,关系盘根错节,但在对抗中央方面,却是一致的。对唐王朝来说,要改变其割据状态,重新恢复中央权威绝非一日之功。

  另一方面,在各割据藩镇的示范作用下,原本属于中央直属管辖的藩镇也看出了朝廷欺软怕硬的本质,也逐渐滋长了独立倾向,其中以剑南西川、镇海、夏绥三镇最为典型。

  剑南西川地处西蜀故地。安史之乱中,唐玄宗放弃长安,逃亡西蜀,西蜀地区成为整个中原平叛的大后方,政治地位凸显。为加强对西蜀人力、粮饷的征调,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分其为剑南西川、东川二节度使辖地。德宗时,名臣韦皋因参与平定朱泚之乱有功,被任命为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整个德宗朝,吐蕃趁大唐中央和藩镇战争不断,无暇西顾之机,大举进攻大唐西北、西南地区。在长安附近鏖战日久、互有胜负的情况下,韦皋统领剑南西川凭一隅之地,周旋于吐蕃、南诏同盟之间,多次击败吐蕃入侵,还屡次深入吐蕃境内大败蕃军,成为帝国西南重要屏障。二十年间,韦皋凭借战功先后被晋封为检校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南康郡王,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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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

  不过,虽然无法同骄横跋扈的河北藩镇相比,但在忠于唐中央政权的表象下,韦皋和整个剑南西川的独立倾向和自专态度也日渐明显起来。德宗死后,顺宗即位。为安抚地方实力派,顺宗加授韦皋检校太尉。韦皋看到在顺宗支持下,王叔文改革搞得风风火火,便有心拉拢,派遣属下度支副使刘辟私下拜谒王叔文,表示:“太尉派我向足下表示诚意,如果能够使太尉总管剑南三川,必有重谢;如果不留意此事,也会有回报的。”利益交换和威胁之意呼之欲出。王叔文闻之大怒,当即要将刘辟斩首。幸亏旁边宰相韦执谊苦劝,王叔文方才作罢。刘辟逃回西川,向韦皋禀明详情,韦皋当即决定坚决支持王叔文的政敌,同时联合各地方节度使联合上表请求太子(宪宗李纯)监国。唐顺宗不得已,才最终逊位于太子。

  可以说,正是在韦皋时期,剑南西川始具独立倾向,并对朝局走向产生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韦皋死后,原为韦皋谋士,度支副使的刘辟不待朝廷任命,便依河北藩镇故事自任留后,同时怂恿亲信联名上表,要求任命自己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可以说,这是韦皋独立倾向的继续和发展。

  夏绥镇同样如此。夏绥,领夏、绥、银、宥等州,治今天陕西定边一带,是大唐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上表请求归朝留驻,以其外甥杨惠琳为夏绥留后。后宪宗拒绝,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拒绝受命,遂发动叛乱。

  与西北西南边陲不同,镇海地处今天浙江一带,自两晋以来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开发。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经济地位凸显,成为大唐财赋税收重地。镇海节度使李琦为宗室后裔,靠巨额财富贿赂德宗身边宦官,得任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得天下财富之地后,李琦疯狂聚敛,势力愈大,后得任镇海节度使。面对宪宗削藩倾向,李琦也欲效仿河北藩镇,割据自立。

  从河北叛藩,到西南西北屏障,再到江南财赋重地,分裂苗头已呈多发态势,棘手的削藩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的摆在了刚即位的宪宗面前。

  奋起:遍布荆棘的振兴之路

  早已对德宗姑息叛藩、养痈遗患政策不满的宪宗迅速做出反应。经过通盘分析,宪宗决定先拿独立倾向产生不久,易于解决的西川、夏绥、镇海诸镇开刀,迅速挫败其割据图谋,给叛藩势力以下马威。

  面对要求任命自己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的刘辟,宪宗采取折中之策,答应其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刘辟得寸进尺,又效仿之前的上司韦皋,要求兼领三川之事,将整个西蜀地区纳入掌控。宪宗拒绝后,刘辟竟然公开领兵攻打东川节度使李康,挑起战端。此时,多数朝臣鉴于德宗平叛的失败,多认为蜀地险峻,易守难攻,反对出兵入川。唯有宰相杜黄裳坚持认为,与河北藩镇父子相承、兄弟相继、树大根深不同,刘辟只是一个狂妄书生,并没有多少叛乱资本,统领西川立足不稳、人心不附,唐军平叛必然易如反掌。他当即推荐神策军使高崇文为将,出兵平叛。同时,鉴于肃宗、代宗、德宗平叛中多因以宦官为监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杜黄裳坚决反对任命监军随行。于是,宪宗当机立断,命高崇文为主将,率神策军入川平叛。他还命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率部分兵两路入川,直捣蜀地,策应高崇文的进攻。

  此时刘辟已经占领了东川节度使驻地梓州,并俘虏了节度使李康。但刘辟任命的守将见高崇文来势凶猛,望风而逃,唐军不战而得梓州,旗开得胜。刘辟胆怯,送回了被俘的李康,希望朝廷宽恕罪责。但高崇文、李元奕、严砺三路大军已合兵一处,继续向川中逼近。刘辟慌忙在鹿头关天险设八道防线,妄图阻止唐军继续前进。六月初,高崇文遣大将高霞寓率部进攻,虽伤亡巨大但最终攻破防线,全歼守军。此后唐军八战八胜,连克德阳、汉州等重镇。宪宗大受鼓舞,命令所有入川增援部队都归高崇文指挥。唐军势如破竹,直驱成都。

  与梓州一样,刘辟见大势已去,不敢守城,只与少数亲信企图逃往吐蕃。高崇文遣军追击,刘辟自投汶江,被唐军入水擒获。高崇文进入成都后,命士卒驻扎于外,不得惊扰商贾士民,蜀人大悦。宪宗大喜,将押解入京的刘辟斩首示众,命高崇文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留驻成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刘辟之乱就这样干净利落地平定了。

  宪宗在征讨刘辟过程中,同时对夏绥用兵。杨惠琳叛乱后,宪宗命驻防太原的河东节度使严授为招讨使,率领河东、天德二镇军队联合进攻。当月,杨惠琳部将,夏州兵马使张承金发动兵变,斩杀杨惠琳,传首京城,夏绥之乱也告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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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崇文

  西川、夏绥二镇的平定,迅速提高了宪宗朝廷的威望,震慑了一批有割据图谋的藩镇。驻河北定州的易定节度使张茂昭、驻徐州的武宁节度使张愔纷纷上表,或请如朝,或请朝廷派员替代,朝廷声威进一步提高。此时的镇海节度使李琦也迫于形势,上表入朝。宪宗本就对这个占据富庶之地,又心怀鬼胎的同宗密切关注,此时自然顺水推舟的同意其请,并派遣中使前来迎接。

  李琦被迫任命自己的判官王澹为留后,暂时主持军务。哪知事到临头,李琦又反悔,不愿入朝。王澹和宪宗派来的宦官百般劝阻,李琦就是不听。为了继续赖在镇海,李琦唆使部下发动兵变,将王澹杀害,还剁成肉块吃掉。早已吓得筛糠的中使也被李琦囚禁。既然已经撕破脸了,李琦索性派兵攻打苏州、常州、湖州、杭州等地,图谋独霸江南,与宪宗分庭抗礼。宪宗接到李琦作乱的消息后,异常震怒。宰相武元衡也建言:陛下刚刚御极,李琦想来就来,想留就留,主动权都在他那里,陛下何以号令四海?宪宗当即接受武元衡的建议,为维护朝廷权威,也为保住东南财赋之地,发动了对李琦的征讨。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月,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统宣武、义宁、武昌、淮南等镇军队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共同讨伐李琦。

  面对朝廷大兵压境,李琦遣其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率兵三千抵御。在唐军的强大压力下,三将知李琦必败,暗中与李琦外甥、牙将裴行立密谋杀李琦投降。联络停当,三将便在宣州城外阵前倒戈,杀回李琦巢穴润州。裴行立也于城内举火鼓噪,大开城门,迎接三将入城。面对举城皆乱的窘境,前两天还野心勃勃的李琦全家皆哭,被亲兵用床单捆住,送到城下唐军手中。李琦之乱就这样戏剧性的结束了。

  叛乱失败了,但李琦的戏还没演完。押到长安后,宪宗亲自审讯,责问李琦身为宗室后裔,本应匡君辅国,为何造反?李琦这个时候还死鸭子嘴硬,硬说是部将张子良等人怂恿作乱。宪宗反问,你身为统帅,何不斩之?李琦哑口无言。宪宗遂下令将李琦父子一并腰斩。

  李琦死后,宪宗听从翰林学士李绛等人的建议,没有将李琦搜刮来的巨量家财运送京城,而是赐给浙西六州百姓,以替代本年租税,得到镇海百姓的热烈拥护。

  宪宗登基后不到三年,就相继平定了西川、夏绥、镇海三镇的叛乱,同时又因为后续措施得当,得到了百姓拥戴,朝廷声威进一步提高。此时宪宗信心大增,将目光锁定在了河北三镇身上。

  毕竟,肉吃了,汤喝了,剩下的,就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了。但是宪宗深知,虽然屡次获胜,但西川、夏绥、镇海毕竟长期处在朝廷直接统治之下,叛乱乍起、难成气候,只要朝廷决心坚定、所用得人,自然容易平定。相比之下,河北、淄青、淮西诸镇却是割据日久、相互串联、势大根深,且都已历数代,民心士气并不在朝廷一边,除非内部出现重大变故,否则断难在短期内收服。

  虽然前路依然充满险阻,但都无法撼动宪宗继承先皇遗志、削平河北叛镇、中兴大唐社稷的决心。刚从镇海之乱中抽身出来的宪宗君臣迅速投入到了对河北用兵的准备中,等待他的,将是一场贯穿他剩余统治岁月的漫长苦斗。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代领军务。平定河北藩镇的契机出现了。但面对这一事实,宪宗的心情却是复杂的。

  想当初,自己的皇祖——德宗刚刚即位时,就是因为成德镇的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自任留后,德宗才开始了对河北藩镇的讨伐战争。如今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只是时移势易,双方的情况和当时相比,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成德方面,刚刚去世的王士真,是德宗平藩战争中杀李惟岳自立为节度的王武俊长子。与乃父一样,王士真自小便骁勇善战、沉谋有断,还成为李惟岳的女婿。德宗时,面对李惟岳自立后德宗大举讨伐的不利境地,王武俊和王士真父子合谋,将李惟岳缢杀。虽然其结果是王武俊自立为节度使,但事实上还是作为平叛功臣得到了德宗的封赏。后来王武俊自立为赵王,和魏博、幽州、淄青、淮西联兵作乱,本应得到严惩。但由于朝廷实力不济,最终还是得到了德宗的姑息。王武俊死后,王士真袭位充任节度使。史书记载,之后八年,王士真恬然守善,虽然属下官吏任免不由朝廷决定,也不上交赋税,但每年都会进奉朝廷大量财物,以此来换取朝廷与自己的和平。在河北三镇中,成德镇的态度也最为恭顺。元和元年,宪宗就为王士真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示朝廷的安抚。

  而此时,宪宗主政三年多的朝廷,已远非数十年前那个在数场大乱中千疮百孔、疲于奔命的德宗朝能相比了。德宗虽然贪财好利,但毕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征收赋税和藩镇上贡积累了大量财富。德宗时开始实施的“两税法”如今也收到效果,同时经过理财专家刘晏、杨炎的整顿,到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到宪宗统治初期,加上榷酒、盐利、茶利在内,财政收入超过了三千五百万贯,朝廷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此外,对江南的保护和开发也为朝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源。自德宗至唐末,除了李琦之乱,江南地区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叛乱,这也为宪宗平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宪宗主政三年多时间里,为避免重蹈西川、夏绥、镇海等镇的覆辙,包括河北藩镇在内的各个藩镇纷纷上表效忠,这也让朝廷声威如日中天,也让宪宗对成德镇自立节度使的做法更加难以容忍。

  但宪宗此时面临一个问题:在王士真的治理下,长期以来,成德镇都是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割据藩镇中最为恭顺的。而早在元和元年,宪宗就因为刚刚登基、地位不稳,又由于淄青镇地域辽阔,实力强劲,加之河北藩镇中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甚至部属杀将自立已成传统,因此同意其节度使李师古死后,由其弟李师道承袭其位。以淄青镇的嚣张跋扈,尚可以同意其权力世袭传承,怎么能否决成德镇的自立呢?但如果准成德镇之请,今后魏博、幽州、淮西诸镇节度使死后,各藩镇必以淄青、魏博旧例要求继承人自选,那朝廷权威何在?三年多一连串平定叛藩的胜利岂不是前功尽弃?

  是携战胜之威,断然拒绝以彰朝廷纲纪,还是循“河朔故事”,羁縻强藩以求大局稳定?何去何从,宪宗与群臣进行了反复商议。

  朝臣立即分为两派。一派以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为代表,他们不同意此时就与成德镇,或者说已经连为一体的河北藩镇撕破脸。宰相裴垍的论述,便是引宪宗同意李师道承袭淄青节度使的前例,反对否决王承宗承袭成德镇节度使之议。李绛分析的更加直白。他认为河北藩镇不尊朝廷由来已久。尤其是成德镇,自王武俊以来,已经父子相承超过四十余年,其治下的百姓、士卒早就习以为常。况且王承宗已经总领其军务,一旦下诏否定,人家未必会奉诏。而且幽州、魏博、淄青情况和成德类似,一但听说成德易主,必然不能自安,肯定会暗中相助,像德宗朝一般集体与朝廷做对。朝廷断无法像对西川、夏绥、镇海一样,从容处置、一一应对,到时候兵连祸结,必然难以收拾。

  宪宗一朝有个突出特点,就是名相云集、贤臣荟萃,即使比之创造大唐盛世的玄宗前期,也不遑多让。从杜黄裳、李绛、李吉甫、武元衡到裴度,都身负匡正天下之志,堪称经邦济世之才,宪宗之所以能够开创“元和中兴”,与他们的努力和谋划是分不开的。但身为中兴令主,宪宗为防止被朝臣蒙蔽操纵,故意为其设置政敌进行牵制。其主力,莫过于自以为忠诚不二的宦官。反过来,由于与宪宗关系更为亲近,这些宦官对宪宗所想自然心领神会。其中的佼佼者,便是中唐时期大名鼎鼎的吐突承璀。

  宪宗继承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崇信宦官、制约朝臣的传统,自即位起,便将做太子时的心腹吐突承璀提拔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成了宪宗第一近臣。再后来,宪宗更是依德宗故事,将战斗力最强的神策禁军交由他指挥,任命其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在探讨是否对成德用兵的当口,吐突承璀对宪宗欲一举荡平成德,在河北藩镇中杀鸡儆猴的意图看得一清二楚。为分宰相裴垍之权,也为了建立军功,吐突承璀一再向宪宗进言,请求自己亲率神策军讨伐成德。在宪宗犹豫不决之时,宗正少卿李拭有意巴结宪宗身边红人吐突承璀,也向宪宗进言说:“王承宗不可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近之臣,应该委派为主将,谁敢不服?”宪宗还算是个明白人,看出了李拭的用意,将其奏章遍示群臣,告诫说:“这就是个奸臣,知道我要以吐突承璀为将,所以才上了这道奏章。你们记住,以后千万不要提拔使用他。”在喊完“吾皇圣明,万岁万万岁”之类的虚词之后,群臣们谁都高兴不起来。因为陛下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就是要以吐突承璀为将。也就是说,讨伐成德之事,已经决定了。

  知道了皇帝的心意,事情就好办了。

  河北叛镇附近的昭义镇节度使卢从史因为父亲去世丁忧在家,朝廷却久未起复,卢从史恐惧失去节度使之位,也搭上了吐突承璀这条线,向皇帝表示自己愿意率领本镇军队讨伐成德。宪宗立即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同时恢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命令他克期赴镇、率军开拔。

  眼看一场由佞臣和阴谋家发动的胜负难料的讨伐战争即将打响,李绛等大臣忧心如焚,反复劝谏宪宗不可轻动。宪宗被惹烦了,吐出了原本的心思:“现在幽州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都在患病,一旦死去,都像成德镇这样允许其子继承,天下何时能定?!”

  李绛继续苦口婆心、再三痛陈:“群臣见陛下西取蜀(西川),东取吴(镇海)易如反掌,所以谄媚阿谀、居心叵测之徒就争相鼓动陛下征讨河北,这不是为国家大政的深谋远虑啊。我宿夜思考,认为河北的情况和蜀、吴不同。为什么呢?西川、镇海都不是反复叛乱之地,四邻又都是朝廷控制的藩镇,刘辟、李琦自己生出了狂妄的阴谋,下面没有人附和,所以两人只能以财货引诱兵将,这样的叛军哪有什么战斗力?所以大军一到,必然作鸟兽散。这也是我当初建议陛下讨伐的原因。成德却不同,内部常年整合,已经铁板一块,外部和河北各镇沆瀣一气,共同进退,而且君臣百姓常年不受王化,根本不把朝廷的权威放在心上。如果陛下宣谕而不从,征伐又不服,朝廷威严又何在呢?况且河北各镇平时可能相互猜忌,但遇到朝廷用征伐来改变其父死子继的现状,必然与成德相勾结,共同对抗朝廷。届时吐蕃、回纥等异族再乘虚而入,我们便会两线作战、疲于奔命、民穷财尽,重蹈德宗的覆辙!太平盛世,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希望陛下能够三思!”

  李绛也知道即使这样也很难说动宪宗改变主意。恰好此时,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李绛当即又上奏:“吴少诚这次必然一病不起。淮西情况和河北又不一样,四周都是国家控制的州县,不和河北、淄青叛藩相连。陛下可以任命朝廷官吏接替吴少诚为淮西节度使,如果他不答应,就遣大军征伐。希望陛下能放弃河北藩镇这块难啃的硬骨头,选择对相对容易解决的淮西用兵。不然,两线作战历来是兵家大忌,如果到时候讨伐王承宗不顺利,必须赦免其罪,那时朝廷的声威必然受损。”

  李绛的分析很快成为现实。

  刚刚袭位的王承宗不愿与朝廷结下梁子,表示愿意将原属成德的德、棣二州献给朝廷。宪宗随即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原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管辖德、棣二州。眼看宪宗即可不战而分割成德镇,旁边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深恐王承宗开此先例,担心日后自己亡故,魏博镇也要重蹈被分割的覆辙,立即遣使对王承宗游说:“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暗通款曲,所以才受节钺。”王承宗大怒,立即派遣数百骑兵奔赴德州,将薛昌朝抓回羁押。宪宗震怒,遣中使命令王承宗将薛昌朝释放,王承宗拒不奉召。

  当年十月,宪宗宣布削夺王承宗官职,以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督各道进兵成德。

  自玄宗以来,历代皇帝要派遣中使宦官随军平叛,大多以其为监军,主将则另用其人。这其中,只有安史之乱中邺城一役,唐肃宗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领六十万大军围攻安庆绪,为监视协调诸军,以宦官鱼朝恩为所谓“观军容使”。结果由于鱼朝恩不通军事,唐军大败。如今宪宗却是以宦官为统帅,这让朝臣深感忧虑。翰林学士白居易上书宪宗,认为四方藩镇夷狄闻此,必然轻视朝廷,各路唐军将领也必然以受宦官节制为耻,届时众心不齐,定难以成功。果然,各路唐军将领知宦官吐突承璀为皇帝近臣,即不服气,心中又怀恐惧,因此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并不积极进讨。同时由于吐突承璀不通兵法、指挥无能,刚和成德军接战就屡屡受挫,左神策军大将郦定进战死,士气异常低落。加之魏博等镇掣肘,大军猬集于邢州,久久不能前进,战事陷入胶着。白居易再次上言请求撤兵,宪宗不许。

  祸不单行。此时唐军内部又出现问题。原来坚决主张对成德用兵的卢从史在重掌昭义镇后,对战事的积极性明显下降。不仅暗中与王承宗通谋,还故意抬高当地粮食草料价格,耗费唐军粮饷,并获取厚利。他还贼喊捉贼,上奏污蔑各路唐军将领与王承宗暗中勾结,因此拒绝继续进兵。宪宗对此非常恼怒。这时,卢从史的牙将王翊元入京奏事,宰相裴垍劝其效忠皇帝。王翊元也不满卢从史所作所为,遂将其阴谋和盘托出。裴垍命他返回本军,串联军中其他将领共同对付卢从史。王翊元再次来到京城时,带来了卢从史军中的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人愿意归附朝廷的消息。裴垍建议,趁卢从史因轻视吐突承璀造成的麻痹,设计将其擒获。宪宗沉思良久表示同意,并命吐突承璀相机行事。吐突承璀立刻联络行营兵马使李听(德宗时名将李晟之子),利用卢从史贪财的弱点,向他赠送各类珍宝,讨得卢从史欢心。然后引诱卢从史道吐突承璀营中博戏,暗中埋伏壮士于帐幕之后。乘其不备,将卢从史一举擒获。卢从史的亲兵见主帅被擒,喧哗入营。乌重胤立即向乱兵呵斥:“天子有诏,从者赏,敢违者斩!”终于将乱兵平定。

  宪宗大喜,欲将卢从史部将乌重胤代替卢继任昭义镇节度使。李绛闻之,再次痛陈不可。他认为,昭义镇所辖五州地处山东要害,朝廷据此遥制河北藩镇,诚为国家安危所系。卢从史虽怀有奸谋,但毕竟是国家大臣,乌重胤平叛有功,但毕竟是下级将校。如果因其节度使卢从史行为不法,便以其牙将取而代之,则是自毁朝廷法度,同时让各藩镇恐惧——各镇都有将校,如果都因此犯上作乱、取而代之,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因此力陈让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任昭义镇节度使,以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李绛的建议最终被宪宗采纳。怀有野心的卢从史也被贬为欢州司马。

  主帅师老无功、从将突遭罢黜,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再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白居易再次上奏请求罢兵,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也立刻上表朝廷,表示之前都是因为卢从史离间,才造成和朝廷的误会。请求向朝廷输送贡赋,准许其改过自新。同时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同谋也纷纷上书,请求宽恕王承宗。多方合力之下,宪宗宣布王承宗官复原职,复为成德军节度使,同时归还德、棣二州,罢各路唐军归镇。同时赏赐诸道将士二十八万匹布帛。之前那个志得意满,希望立下大功的宦官吐突承璀也被降为军器使,算是对唐军失败的一个交代。风头过后,吐突承璀又几次被宪宗提拔回宫,算是后话。就这样,宪宗第一次讨伐成德镇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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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突承璀

  转机:叛镇元凶的突然归服

  虽然讨伐成德镇的战争归于失败,但敏锐的李绛等大臣已经认识到,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和对叛镇的成功战争,从整体实力来说,朝廷是超过叛乱藩镇的。只要所用得人、号令统一,同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对叛乱藩镇进行分化瓦解,不使其集中力量对抗朝廷,则假以时日,必然能够收一统之全功。果然,时间刚刚过去两年多,平叛之路的转机就出现了。而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契机,出现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魏博镇。

  前文已经多次讲到,魏博镇是河北诸镇中实力最强、兵力最悍、也最为跋扈骄横的藩镇。自田承嗣割据以来,从代宗、德宗到宪宗,多次叛乱,对抗朝廷。但就是这个魏博镇,却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最终在宪宗主要谋臣李绛的策划下,兵不血刃重回朝廷统辖,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史书记载,田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其军政务,大抵任徇情意,宾僚将校,言皆不从。”晚年患风疾,杀掠无度,人心惶惶。到了元和七年,田季安病重,夫人元氏召集诸位将,将自己所生之子,十一岁的田怀谏立为副大使,知军事。不久,田季安病死。由于田怀谏年幼,又以牙内兵马使田兴为步射都兵马使,协助处理政务。但大事皆决于家僮蒋士则,蒋氏多以自己的爱憎来调换诸将,引起了普遍不满。此时的魏博内部非常不稳定。

  如何对待强人逝去的魏博镇,是姑息,还是讨伐?由于此前对成德王承宗讨伐的失利,宪宗一时犹豫不决。宰相李吉甫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乘虚而入、出兵讨伐。李绛却持不同意见,他针对魏博,以及河北诸镇形势,进行了一番相当精彩的分析:

  “臣观察两河的割据藩镇,发现都有一个特点,即将兵力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将领,不使专于一人之手。为什么呢?就是害怕某个将领权力太重,趁主帅不备而谋夺其位。诸将之间势均力敌,不能相互吞并。如果要密谋串联反对主帅,必然因为众心不同而无法成事。如果要独立造反夺权,则必然因为兵少力微而难以成功。再加上主帅用重利赏赐和严刑峻法来驾驭诸将,因此能保其长治久安。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主帅既能严明赏罚,又能令行禁止,这样才能保证手下将领死命效劳。现在田怀谏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军政大事必然归于幕后家奴,其余将领如果赏赐不均,必然怨怒四起、不相服从,之前从田承嗣到田季安分兵统于诸将的策略,今天反而会成为他们败亡的原因。蒋士则以家奴身份乍登幕后主帅之位,正是河北各藩镇将领深恶痛绝的事情。如果他不以朝廷之援为后盾,肯定会被各镇碾为齑粉。所以臣以为陛下应该在临近魏博之地驻扎大军以应对不测,让其感受到朝廷之威,不出几个月,必然有魏博将士来投诚。希望到时候朝廷能够迅速应对,对魏博将士不吝封赏,则河北藩镇必然出于恐惧而争相投效。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资治通鉴·唐卷》详细记述了李绛之奏。类似的内容,也出现在李绛奏稿策论结集——《李相国论事集》中。相比之下,司马光的整理和表述比原稿更加充分翔实,可见作为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对于李绛之议的重视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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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三镇示意图

  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李绛对割据已久、骄横跋扈的河北藩镇权力格局、构成特点和弱点短板的深刻认识。

  安史之乱中,安史叛军的最终灭亡,即是因为唐廷集全国之力,历时八年的苦斗,更因为叛军内部一次次的内讧严重削弱了其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末王夫之曾经深刻指出,安史之败非朝廷之功,乃“自败耳”。由于缺乏内部制衡和权力有序传承机制,安禄山先是被其子安情绪所杀,安情绪又被安禄山手下握有重兵的大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内讧中,唐王朝得到宝贵的喘息之机,得以从容调遣兵力平叛。

  安史之乱后,继承安史衣钵的河北藩镇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叛军内讧的教训,将所属军队分别配置于不同将领,不使出现有专征之权的大将。在此基础上,各藩镇之间相安无事,共同进退,与朝廷抗衡,不断扩大地盘影响。但问题在于,他们在解决将领相互吞噬,为朝廷所乘问题的同时,并没有解决其权力来源与传承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问题。好在各藩镇前期主将皆是久经战阵、杀伐决断、足智多谋之人。如田承嗣、李宝臣、李正己、朱滔、朱泚,他们以其个人能力较好掩盖了将领间的矛盾及相互吞并的企图。其后虽不断有将领杀主将以自立,如魏博田绪杀田悦自立,成德王武俊杀李惟岳自立,幽州朱希彩被部下所杀后立朱泚,淮西陈仙奇杀李希烈自立,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立,因为都很好执行了分权制衡原则,后继者权谋水平也尚可,因此都没有产生权力结构塌陷的严重后果。

  唯独魏博镇此时是个例外,无论是台前的田怀谏、蒋士则,还是幕后的田兴,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杀伐决断的凶狠和对绝对权力的牢固把控。这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相互之间互不服气又互不能吞并的叛镇将领中是极端危险的。如果不能迅速找到权力和合法性的来源,无论是蒋士则还是田兴,顷刻间就会被本镇的骄兵悍将们撕得粉碎。

  经过李绛鞭辟入里的分析,宪宗终于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派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屯集军队,训练士卒,严阵以待,随时对魏博发生的情况作出反应,对其构成一定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魏博镇的局势果然如李绛所料,发生了急剧变化。田怀谏年幼、蒋士则乖戾,田兴为人忠勇谦逊,又颇通诗书,在魏博将领中颇有威望。而此时朝廷的任命久而不至,军中人人惶恐,担心朝廷趁群龙无首之机发兵征剿。因此,将士们把希望都寄托在田兴的身上。

  一天早上,田兴入军府议事,数千士卒环绕鼓噪,跪拜于田兴面前,恳请他出任节度留后。田兴大惊,坚决不允,士卒围困不散,久之,田兴自度不免,只好与将士们相约,“不能侵犯杀害副大使,要严守朝廷法令,将所辖土地户口上报朝廷,并请求皇帝派遣官吏治理。”然后,田兴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田怀谏于军府外,上奏朝廷,请求处置。

  魏博此变,堪称唐朝版“黄袍加身”。宪宗大喜过望,本欲依李吉甫之议派中使前往魏博宣慰以观其变。李绛力陈不可,他指出,田兴以魏博土地兵众坐待朝廷诏命,如果不趁机对田兴和魏博诸将推心置腹,待之以诚,结以大恩,而要等中使到了魏博之后,反带着魏博将士要求以田兴为留后的上表回到朝中,陛下再予以诏准,这就是典型的恩义和威权出自于下,而非来自于朝廷。这等于昭告天下,朝廷是慑于政变后魏博镇的兵威才被迫准许田兴为留后的,那朝廷对魏博的收服必将流于形式。然而宪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派中使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李绛赶紧出主意,不等使者返回,即颁布诏令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并赐名弘正。宪宗允准。消息到达魏州,张忠顺还没返回,田兴对朝廷的信任感激涕零,魏博将士也无不欢欣鼓舞,魏博镇真正回到唐王朝统辖之下。

  事情还没完,李绛又为魏博镇的归附安上了又一道保险。

  为了让魏博将士感受到朝廷的宽宏大度和浩荡皇恩,他力主宪宗出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给魏博将士,宦官们认为赏赐太多,今后再有这种情况,朝廷还要拿出同样多的钱财行赏,将会严重削弱国家财力。李绛表示:“田兴不贪图专有魏博之利,不顾四邻藩镇的威胁隐患,归命于朝廷,陛下为什么要爱惜这点钱财而不顾大计,不收取魏博一道人心呢?钱用尽了还会再来,机会一旦失去就不会再来了。假设国家征调十五万大军攻打魏博六州,就算一年多能攻克,花费又岂止一百五十万缗呢?”

  一言惊醒梦中人,宪宗大笔一挥,又同意了李绛的建议。

  十一月,宪宗派大臣裴度前往魏州宣慰,当地百姓才在时隔多年之后,又一次看到了朝廷的威仪。裴度晓谕魏博将士要严守朝廷法度,维持地方治安,随后将所带的一百五十万缗钱财赏赐给魏博镇官兵,同时免除魏博六州百姓一年的赋税。魏博军民欢声雷动,田弘正本人和魏博诸将也是心悦诚服,纷纷邀请裴度前往魏博各地宣示朝廷恩命。

  在此期间,淮西、淄青、成德等镇纷纷派遣使者,劝说田弘正遵守河朔父子兄弟相承的旧制,不要归附朝廷,田弘正一概不听。他还奏请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及所缺的九十名官员,“行朝廷法度,输赋税”。宪宗任命户部郎中胡证为魏博节度副使,其他奏请一一准许。

  自此,从安史之乱结束,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魏博一镇脱离中央管辖开始,整整五十年后,魏博镇终于再次归于唐王朝中央政权的实际管辖之下。魏博镇的归附,打破了自代宗以来形成的河北诸镇的割据联盟,为唐王朝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提供了条件。其次,幽州、成德、淄青等镇看到了朝廷对魏博的优厚待遇,逐步加剧了内部矛盾,起到了分化瓦解反叛势力的作用。再次,魏博镇地处河北诸镇腹心位置,北控冀赵、东据淄青、南扼淮西,等于在叛镇云集的河南河北地区打进了一块楔子。此后,在朝廷征讨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成德王承宗的战争中,魏博镇都出动了大量兵力,有力支持了朝廷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正是有了魏博镇的强力支持,宪宗才最终取得平定淮西等镇叛乱,开创“元和中兴”的历史功绩。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对魏博镇将士的巨额赏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骄兵悍将的贪欲。从此对归顺藩镇和将士给予巨额赏赐成了“规定动作”,极大加重了民众负担,刺激了骄兵悍将的贪欲,这是后话。同时,对魏博的收复,更多的是体现在权谋手腕,而非军事征服。战争史上有一句名言: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别想拿到。没有宪宗先期在魏博边境布置的大军压阵,能否顺利收复魏博,实在是未知之数。从严格意义上讲,此时的宪宗在与河北藩镇硬碰硬的军事斗争中,还没有讨到过便宜。虽然魏博镇的归服已经奠定了“元和中兴”的基础,但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还必须经过艰苦的军事对决。

  对决:两条战线的殊死较量

  不到两年,这个战场便在淮西出现了。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镇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自领军务。有了魏博镇的归附,宪宗平定淮西的底气更足了。

  淮西镇地处中原腹心,扼守江淮至长安的漕运之道,靠近东都洛阳,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唐王朝必须巩固在这一带的统治权。虽然远离河北藩镇,但淮西镇的割据势头与河北藩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权力继承过程也更加惨烈。

  原节度使李希烈之乱被平定后,陈仙奇毒死李希烈自任节度使。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陈仙奇又被其部将吴少诚所杀,德宗不能管束,遂以吴少诚为淮西街度留后。吴少诚见朝廷软弱可欺,更加跋扈难制。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陈许节度使许环死,吴少诚趁机攻打许州,德宗下令削去吴少诚官职,遣十六道兵马征讨,吴少诚出兵抗拒,大败唐军。德宗无奈,只好将吴元济官复原职,并加检校仆射。顺宗即位,又加同平章事。元和四年,吴少诚病死,部将吴少阳杀其子吴元庆,自任节度留后。当时朝廷忙于征讨成德王承宗,不希望在南线再树立一个大敌,于是授吴少阳淮西节度留后,不久正式任命为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盘踞淮西五年,从不朝觐皇帝,大肆扩张军队马匹,增强实力。元和九年九月,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并以吴少阳的名义上书朝廷,以自己为节度留后。

  宪宗为摸清淮西实情,遣御医前往淮西为吴少阳看病。吴元济又伪称病已经好了,不让御医进入淮西,还发兵四出,攻掠舞阳、鲁山、襄城等地,“关东大恐”。面对吴元济的肆虐,宪宗决定出兵征讨。十月,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宣武、河东、武宁、淮南、魏博、剑南东川、山南东道等十六道兵马征讨吴元济。虽然淮西地域狭小,且远离河北藩镇,但事实证明,宪宗从此踏入了最为艰苦的平叛战争之中。

  同月,招抚使严绶小胜淮西军,大意不加戒备,结果被淮西军乘夜偷袭,败退入唐州。寿州团练使令狐通也被淮西兵所败,退保州城。随后,宪宗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之,并命令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五千兵马授与安州刺史李听指挥,共同讨伐吴元济。李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柳公绰是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之兄,无论是书法技艺还是人品才干都称一流。他关心士卒,与部下同甘共苦,因此号令整肃,诸军奋勇,每战皆胜。三月,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破淮西军于临颍,四月又大破淮西军于南顿。刚刚归附的魏博节度使也派其子田布率精兵三千归严绶指挥。

  吴元济惊恐之下,遣使求救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二人立即上表朝廷,请求赦免吴元济,结果被宪宗坚决顶了回去。李师道见劝阻朝廷退兵无效,也派遣两千精兵奔赴寿春,名为帮助官军征讨吴元济,实际上是暗中为吴元济之援兵。

  除了正规部队,盛行狡诈凶残的李师道还豢养了数十名亡命刺客,专门从事杀人防火的勾当。这些刺客向李师道建议:“用兵之要,粮饷为先。现在江淮地区的租赋都存储在河阴院,财货堆积如山,我们可以暗中前往将其全部烧掉。洛阳靠近淮西,您可以招募数百豪杰,洗劫东都洛阳,焚烧宫室,前线唐军必然大乱,淮西自然可以转危为安。”两军交战之际,最忌后方不稳。这招“双管齐下”,可谓毒辣至极。李师道连声称是,当即安排数十名匪徒潜入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毁钱帛三十馀万缗匹、谷二万馀斛,前线唐军粮饷几乎断绝。朝野震恐,群臣纷纷上奏请求罢兵,宪宗都不同意。

  五月,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前往淮西前线唐军宣慰,观察用兵形势。裴度返回后,向宪宗禀报大将李光颜“勇而知义”,堪当大用。果然不久,李光颜就大败淮西军于时曲。当时淮西军紧贴李光颜的营寨列阵,唐军不能出营接战。李光颜自毁其栅,亲率骑兵冲击敌阵。李光颜的铠甲被敌军射得如同刺猬一般,仍然死战不退。李光颜之子拽着父亲的马不让再前进,李光颜举刀将儿子喝退,继续战斗。见主帅如此奋勇,李光颜的将士们无不以一当十,勇猛冲杀,终于击溃淮西军,歼敌数千人。此战之后,宪宗对裴度知人善任大为赞赏。

  见烧毁唐军辎重粮饷却收效甚微,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甚为焦虑。李师道看到,这才几年时间,叛乱割据的藩镇就被宪宗这个年轻皇帝一一平定。就连一直为河北藩镇龙头老大的魏博镇也已经兵不血刃地归服了朝廷,反而成了宪宗平定藩镇的急先锋。他意识到,如果再不能救下远离河北,势单力孤的淮西镇,那自己的灭亡,就真成了时间问题了。既然焚毁军资也无济于事,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杀人吧。宪宗身边,平叛第一功臣李绛已经去职,李吉甫也于前一年死了,现在硕果仅存的,就是那个对藩镇一直持强硬态度的宰相武元衡,和这个举荐李光颜的御史中丞裴度了。只要把这两个人干掉,不怕宪宗不撤兵。

  李师道打定主意,遂命令刺客直向京城长安而去。不多时,就发生了本文刚开头的一幕。一日之间,朝廷两位重臣就倒在了血泊中,而刺客却逍遥法外、不知所踪。

  宪宗震怒,他并没有想到这是李师道所为,而是认定幕后主使为自己前次征讨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事有凑巧,此时王承宗手下,成德军进奏院的张晏等人行为无状,很多人怀疑他们就是刺客。不久神策军将王士则等人告发王承宗派遣张晏刺杀了武元衡、裴度,官府立即捉拿了张晏等八人。宪宗正恨王承宗恨得牙痒,自然命令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立即审讯嫌犯,不分青红皂白将罪名安在了王承宗身上。随后,命令斩杀张晏等二十余人,并朝议王承宗之罪,绝其贡献,准备厉兵秣马、再战成德。而真正的凶手,李师道豢养的刺客却趁机藏匿,准备再兴大案。

  火烧唐军粮饷与前,谋刺朝廷重臣在后,李师道还不满足,将目光对准了东都洛阳。他要孤注一掷,在唐军后方重镇搞个鱼死网破、天翻地覆!

  李师道在洛阳设置留后院,用于淄青使者往来歇脚,朝廷官吏不敢查问。由于淮西军进犯洛阳周边,洛阳守军大多调往城外驻防,城内空虚。李师道暗中将近百名刺客安排在留后院中,阴谋纵兵杀掠、焚烧宫阙。就在起事前一天,留后院一名小卒悄悄向留守吕元膺告密,吕元膺大惊,迅速调回守军包围留后院。刺客突围而出,守军跟踪于后不敢迫近,眼看着刺客奔出城门,逃入伊阙山谷。

  虽然已经把刺客赶出了洛阳城,但他们一日不除,洛阳城的威胁就一日得不到解除。就在守军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外情况让李师道奇袭洛阳的阴谋化为泡影。

  在伊阙山中,有一群专以射猎为生的土著居民,当地人称之为“山棚”。当天他们正在当地出售猎物,却被这伙贼人抢走。山棚召集亲族,并将官军引到贼人在山中的住处,将其一举擒获。

  经过审问才得知,这伙贼人的首领是中岳寺僧人圆净,而圆净的真实身份却是史思明的部将,虽已年过八旬,但勇悍过人,专门为李师道出谋划策。长期以来,圆净在伊阙、陆浑之间购置田产,分给山棚耕种,以收买人心,结党作乱。此时圆净得到了李师道给的千万资财,预备在洛阳城中网罗党徒、约期暴动,自己在山中举火为号,率两县山棚入城支援,里应外合、血洗东都,所幸被及时挫败。

  面对失败,圆净悍匪本色不改。虽年纪已经八十余岁,但官军士卒用大锤击打其腿骨而不能折断。圆净骂道:“你等鼠辈,连人腿骨都折断不了,还敢称健儿吗?”然后将腿伸直,自己帮着官军士卒才把腿骨折断,观者无不毛骨悚然。临刑之际,圆净仰天长叹:“老天爷误我的大事,让我们不能血洗洛阳!”经此一役,唐军才得知,谋刺宰相武元衡的始作俑者,正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随后,李师道党徒及涉事山棚数千人被杀,洛阳城一场迫在眉睫的大难也消失于无形。

  而眼前,最重要的是对淮西的战事。无论是成德还是淄青,这笔帐留待日后再算!宪宗咬咬牙,继续扭过头来,调整部署,准备再次征讨淮西吴元济。

  但招讨使严绶只知道倾府库之财以赐士卒,并以重金贿赂宦官以为朝廷后援,导致讨伐战争进展缓慢。宪宗一怒之下,改以宣武节度使韩弘为讨淮西诸军都统,统一节制前线诸道唐军。但继任者韩弘只将军队作为自己立足朝廷的资本,不愿迅速平定淮西,意图养寇自重。宪宗无奈,只得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州节度使,以参与平定西川刘辟之乱的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命令霞寓专事攻战,而李逊负责调五州赋税供应军饷。

  十一月,唐军获得几次小胜。寿州刺史李文通击败了淮西进攻。之后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军于小溵水,攻克其城。然而王承宗、李师道等叛藩的破坏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不久东都洛阳奏报,刺客焚毁了粮饷重地柏崖仓。靠近淮西前线的襄州也报告,刺客焚毁了城中佛寺储藏的粮饷军资。刺客也加强了对京城长安的骚扰和渗透,告警消息一日三至,朝廷不得不将长安城内的柴草等易燃之物全部运到四郊,防止刺客纵火。然而最终还是传来了安葬高祖李渊的献陵被焚毁的消息,这让宪宗内心更加焦灼。

  与此同时,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屡次出兵,攻打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田弘正前后十次上书,要求征讨王承宗。不仅对魏博用兵,为策应淮西吴元济,王承宗还分兵四出,“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盛怒之下,宪宗不听宰相张弘靖的劝谏,下令河东、幽州、易定、沧景、魏博、昭义六镇出兵,四面围攻成德王承宗,在淮西未平的情况下又开辟了河北战场,呈两线作战之势。

  由于上次征讨王承宗以宦官为统帅受到指责,宪宗此次用兵成德没有设置主帅,导致六镇军队各自为战,互相观望,缺乏统一指挥。虽然前期取得一些小胜,但始终不能给予叛军致命打击。

  王承宗抓住各路唐军缺乏统一指挥,各有打算的弱点,首先集中兵力,将孤军深入的易定节度使浑镐军击败于恒州城下,然后挥军在柏乡大败唐军郗士美部,又迫使沧景节度使程执恭退军。看到三路唐军已被打败,同为河北三镇,三心二意的幽州镇军队在节度使刘总带领下,出镇才五里就顿兵不前,每月还向朝廷所要十五万缗的军饷。此次征讨成德镇事实上已经失败。几经波折,宪宗才终于认识到,不把淮西之乱彻底解决,朝廷就抽不出兵马粮饷用于河北的战事。由于北线战事的掣肘,不久又传来了淮西主将高霞寓大败于铁城的消息,这让宪宗再次收回目光,决定一心一意要先平定淮西之乱,再作他图。

  铁城之败后,曾跟随高崇文在平定西川刘辟之乱中立下大功的高霞寓仅以身免,被宪宗贬为归州刺史。主和派趁机再次上书宪宗要求罢兵,又一次被宪宗拒绝:“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我们只探讨用兵方略,哪个将帅不能胜任,就把他拿下,粮饷不足我们就想办法弥补,哪里能因为一个将领失利就建议罢兵呢?”于是宪宗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申、光、蔡等州观察使,继续负责淮西南线战事指挥。

  然而,宪宗又一次用人不当。袁滋本人不主张讨伐吴元济,他到前线后,试图讨好吴元济,命令撤回斥侯,不许唐军进攻淮西,竟然还向吴元济求和。宪宗听闻袁滋所为后大怒,任命名将李晟之后、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邓、随州节度使,接替袁滋全权指挥南线战事。几天后,又加封屡立战功的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检校官,负责淮西北线战事,激励二李同心协力,共平淮西。

  胜局:彪炳史册的“惊天一击”

  李愬到唐州前线后,军中刚刚因为铁城大败、主帅更迭而士气沮丧,淮西军在士气和战斗力上都占据上风。李愬当机立断,采取了阳以示弱、阴以蓄势的策略。他对将士们说:“皇上知道我很柔弱,能包羞忍耻,所以派我来安抚你们,指挥打仗可不是我的强项。”同时安抚士卒,抚恤伤患,麻痹对手,准备关键时刻给敌人致命一击。

  不久,李愬的巡逻骑兵抓获了吴元济的捉生将丁士良。丁士良是吴元济一员骁将,多次给唐军造成重大损失,李愬部将请求将他挖心泄愤。李愬假装答应,但见丁士良面无惧色,即命士卒松绑释放。丁士良感激涕零,献计说:“吴元济部将吴秀琳拥三千之众,占据文城栅,官军不敢接近。但陈光洽是吴秀琳的谋主。光洽悍勇但很轻敌,喜欢亲自出战,我可以为您先擒光洽,不愁吴秀琳不投降。”几天后,丁士良果然设计擒获了陈光洽,吴秀琳也以文城栅投降李愬,唐军进取蔡州的一个大钉子就此被拔掉了。李愬对吴秀琳及降将以诚相待,得到他们的诚心归顺。此后,淮西军向唐军投降者相继于道,而北路李光颜部唐军也连战连捷,在河南郾城大败三万淮西军。吴元济大惊失色,命令部将董重质率精锐赴蔡州西北的洄取驻防,使淮西心脏蔡州城兵力空虚、门户洞开,为李愬的奇袭成功创造了条件。

  李愬每得降卒,必亲自询问敌情,因此尽知敌人兵力部署虚实。吴秀琳建议:“将军如果要袭取蔡州,非得到吴元济部下勇将李祐不可,秀琳无能为也。”李愬闻之大喜,遂设计又将李祐擒获。如同擒获丁士良一样,唐军官兵纷纷要求杀掉李祐,却被李愬释放并待之以礼。这次将士们不干了,他们纷纷劝谏李愬提防李祐叛乱。李愬担心众将将此事上奏皇帝,到时皇帝下诏处死李祐,自己来不及救援。就耍了一个心眼,自己动手将李祐押送京城,同时暗地里密奏宪宗,说如果杀李祐,将无法平定淮西。宪宗于是下诏赦免李祐,并送回淮西前线归李愬指挥。这一来一往,就堵住了众将之口。李祐返回后,李愬对他更加信任,令其佩刀巡警,自由出入军帐,有时二人同宿,密语至通宵达旦,商议奇袭蔡州之策。为表信任,李愬将自己的精锐牙军三千人全数调给李祐指挥,李祐也感恩戴德,意图回报。

  此时唐军对淮西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兵连祸结,民生困苦。百姓甚至以驴来耕田,宪宗忧心忡忡。一日,宰相李逢吉等大臣又以师老财竭请求宪宗罢兵,唯独宰相裴度一言不发。宪宗询问裴度意见,裴度一字一句的说道:“臣请自往督战。”一言既出,君臣皆惊。宪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爱卿你真能替朕走这一趟吗?”此刻武元衡曝尸街头的画面似乎又回到了裴度脑海中。他坚定回答:“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臣观察吴元济的表现,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离灭亡不远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诸将心不齐,不能并力破贼。若臣亲自到行营督战,必能令行禁止,一举平定淮西。”宪宗大喜,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奔赴淮西前线统一指挥协调各路唐军行动。临行之际,裴度上书宪宗:“臣若顺利破贼,必有面圣之日,如果不能成功,定无归阙之期。”谋国之忠,令人动容。宪宗闻之,慨然落泪。

  八月,裴度到达郾城。当时,各路唐军皆有宦官为监军,进退不由主将。这些监军胜则抢先报功,败则委过于人,裴度上奏宪宗,将监军全部罢去,保证各路将领拥有完整指挥权。此后,裴度还严明军纪、筹措粮饷、协调李光颜、李愬等军行动,淮西形势大为改观。

  吴元济对裴度的到来十分忌惮,曾阴谋直接袭击裴度行在,被李光颜挫败。然而吴元济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李光颜、裴度身上,逐渐忽视了南线正虎视眈眈的李愬。李祐趁机向李愬建议:“蔡州精兵都被调去洄曲防备李光颜了,现在城中尽是老弱之卒,可以率精兵直抵蔡州城下。等到敌人听到消息回援,吴元济早就被抓住了。”李愬立刻将这个计划呈报裴度,得到了裴度的赞赏和批准。

  如果说李师道为救淮西,对朝廷重臣武元衡、裴度实施了“斩首行动”,那么,此时裴度、李愬将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场针对吴元济的“斩首行动”也将打响。

  十月十五日夜,朔风如刀,暴雪骤至。李愬命淮西降将李祐、李忠义率精兵三千为前锋,自率三千为中军,命田进诚率三千人为后军,自文城栅冒雪出发向蔡州急进。军队出发后,将士们并不知道此行目的,只得到向东前进的命令。奔袭六十里后,到达敌据点张柴村,李愬命令尽杀守军和负责然烽烟报警的“烽子”,并拆毁了通往洄曲淮西军援兵的所有桥梁,继续前进。众将请示行军方向,李愬这才告知将士:“我们入蔡州活捉吴元济。”将士听闻大惊失色,监军更是哭着说:“我们都中了李祐的奸计了!”李愬都不为所动,继续命令全军前进。此时风雪更加猛烈,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但由于李愬军纪严明,无人敢违抗将令,只好抱定必死决心继续前进。半夜时分,唐军经过七十里强行军终于到达蔡州城下。

  自从吴少诚割据以来,唐军不到蔡州城已有三十多年。加上风雪漫天,守城军卒根本想不到唐军能够神兵天降,丝毫没有防备。李祐、李忠义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带领官兵登乘城而上,将熟睡中的守军全部消灭,并打开城门,迎接大军入城,城中敌军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天明,风雪停止,而李愬已经占领了吴元济外城。吴元济做梦也没想到,唐军会这么快杀到他的面前。当有人报唐军已然入城时,他躺在床上笑着说:“肯定是俘虏们闹事,等天亮了看我不把他们全杀了。”又有人来报告,城池已经陷落!他仍然不以为意地说:“那肯定是守洄曲的将士们闹着问我要棉衣。”说着才爬起来找衣服。中晚唐时骄兵悍将遍地,因为索要军资而哗变的不在少数。吴元济并不感到奇怪。

  等听到唐军严整的呼号响彻云霄时,吴元济这才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带亲兵登城接战。此时他还指望此时正在洄曲与李光颜交战的大将董重质能率军回援。李愬又一次发挥他的“统战策略”,亲自来到董重质在蔡州的家中,施以优抚、晓以利害,并让他的儿子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洄曲劝降。接到李愬书信,董重质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单骑离开洄曲前线前来投降李愬。与此同时,北路唐军总指挥李光颜趁机进入洄曲,将万余淮西军全数招降,吴元济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被断送了。

  外援已绝,李愬派李进诚加紧进攻吴元济拒守的内城,放火焚烧城门。蔡州百姓平日皆苦于吴元济的压榨,此时也纷纷抱柴草来帮助唐军攻城。不久,牙城便被攻破,李进诚将吴元济俘获。李愬将吴元济押解入京,并向裴度报捷,周边申、光二州吏民及镇兵两万相继来降,淮西战事结束。

  十一月,宪宗在群臣簇拥下驾临兴安门城楼受俘,并将吴元济“斩于独柳之下”。自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作乱到此时,整整三十五年后,淮西镇终于重新纳入唐王朝的管辖之下,直到唐朝灭亡。

  淮西镇的平定,给淄青、成德镇的震动尤大。尤其是淄青镇李师道,为救援淮西,曾刺杀宰相武元衡,烧毁河阴仓的钱帛粮饷,在东都洛阳制造混乱,早已为朝廷所不容。当时只是因为忙于镇压淮西、成德之乱,宪宗不愿再树大敌,所以才稍作姑息,还加李师道为检校司空以安其心。如今淮西平定,宪宗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用兵淄青,以报一箭之仇。

  此时李师道自知罪孽深重,本已同意谋士建议,上表请求朝廷允许自己以长子为质,并献出沂、密、海三州归朝廷统辖,宪宗也已经允准。但李师道耳根子软,军政大事只和其妻魏氏、宠婢蒲氏等人商议。魏氏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入京为人质,力劝李师道与朝廷为敌,李师道遂反悔,不愿献地入质。宪宗见李师道顽固不化,决计出兵讨伐。

  为讨伐李师道,宪宗以在平定淮西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以代吴元济为淮西节度使的马总改任忠武节度使,陈、许、蔡等州观察使,取消淮西镇,以李愬为武宁节度使,下诏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五路唐军共同讨伐李师道。

  李师道见各路唐军分道围攻,大为恐惧,命令其将出兵迎战。可怜李师道耍阴谋、搞刺杀是把好手,带兵打仗却是草包一个,结果全部大败而归。仅魏博、义成两军就俘获淄青将领四十七人。宪宗也受李愬“统战策略”启发,全部赦免不杀,准其效命,并声明:“有父母要赡养的,可以回家尽孝。朕要诛杀的,只有李师道一人而已。”消息传到淄青,投降者相继归顺,大大加速了战争进程。

  李愬在征讨淄青的战争中,继续发挥他善用降将的优势,尽知叛军虚实,与淄青军大小十一战皆胜,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大败淄青军于东阿、阳谷,楚州节度使李听大败淄青军于海州,李师道的最终灭亡已经进入倒计时。

  李师道不思战守之策,反而把猜忌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都知兵马使刘悟。刘悟正与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对阵,由于连吃败仗,让李师道非常不满。同时由于刘悟对待士卒比较宽厚,受到将士拥戴,军中号为“刘父”,遭到李师道的猜忌防范。此时有人趁机向李师道进言,不如杀掉刘悟以绝后患。李师道本已经答应,且把刘悟以议事为名骗回自己所在的郓州。但李师道犹豫不决的毛病又一次发作了。当有人提出,此时官军四集,正是用人之际,不可擅杀大将时,他又听从,将刘悟放回。这一招一放,很快让刘悟察觉李师道的意图。回到驻地后,刘悟一面加强对李师道的防范,一面利用关系打听李师道对自己的态度。当得知李师道下定了诛杀自己的决心时,刘悟当机立断,和田弘正通谋,反戈杀回郓州。田弘正率魏博军尾随而至,并帮助刘悟攻入郓州,将李师道父子斩杀,淄青之乱也告平定。

  李师道覆灭后,宪宗将兵多地广的淄青道一分为三,分别任命马总、薛平、王遂为三道节度使、观察使,为乱六十多年的淄青镇终于彻底平定。

  淄青镇平定后,成德镇不能自安。元和十五年(820年)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上表归顺朝廷,同时秘密上表,请求朝廷派人接替其为节度使。朝廷允准,任命他为义成节度使,让邻镇微博节度使田弘正调任成德担任节度使。

  至此,经过十五年奋战,宪宗终于取得了削藩战争的重大胜利,河北三镇、淄青、淮西归服,唐朝的威望有所提高,出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号称“元和中兴”。历代文学家、史学家对宪宗都是称颂有加,唐代李翱盛赞“自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北宋名臣李纲填词《念奴娇》曰:“晚唐姑息,有多少方镇,飞扬跋扈。淮蔡雄藩联四郡,千里公然旅拒。同恶相资,潜伤宰辅,谁敢分明语。婀群议,共云旄节应付。于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往督全师威令使,擒贼功名归愬。半夜衔枚,满城深雪,忽已亡悬瓠。明堂坐治,中兴高映千古。”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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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将李愬

  尾声:“元和中兴”的最终落幕

  在胜利形势下,各地藩镇纷纷遣使以“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进贡,宣武节度使韩弘、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纷纷要求留驻京城,卢龙幽州节度使刘总,因其杀兄弑父谋夺节度使之位,害怕宪宗讨伐,居然上表请求弃位为僧。朝廷诏命还没到达,刘总就自己削发为僧,挂冠而去,将士愕然。宪宗末年到穆宗初年,国家政令基本畅通,朝廷上下一片歌舞升平。

  探讨宪宗削藩战争的胜利原因不难发现,除了前文所述采取“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还有大胆启用新人,裁撤前线监军,促使魏博归顺,擅用降将瓦解敌人等因素。但无一例外,都是在军事和政治策略上的。出于对河北藩镇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军人势力的忌惮,以及宪宗自己的短视,他并没有趁平定藩镇之乱的大好时机对藩镇权力格局进行彻底重组,将最重要的兵权、财权和行政人事权收归中央,而是满足于藩镇节度使本人的效忠,这就使平叛效果大打折扣。

  同时,宪宗平叛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军事、轻政治,重权谋、轻信义。在一讨成德过程中,宪宗因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心怀二意,便授意吐突承璀以阴谋将其擒获,大臣李绛就上书表达过忧虑。他指出,卢从史虽然平叛不力,甚至心怀鬼胎,但毕竟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国家大臣,以计擒之“虽为长策,已失大体”,不利于朝廷的道德权威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李师道被平定后,宪宗将淄青道一分为三,以王遂为沂州刺史、沂兖海等州观察使。王遂为政严苛暴虐,原李师道将卒皆不服,遂谋而杀之。宪宗认为这是李师道余党谋逆,派兵以安抚众人为名,骗原李师道帐下千余名官兵聚集在沂州城,然后大开杀戒,将所有官兵围而杀之,无一人逃脱。史载城门间腾起血雾高达丈馀,经久方散。记载这段历史时,连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痛斥宪宗以天子诏书“诱人为饵”,并认为“元和中兴”之所以不得长久,就是因为宪宗不重“大信”,急功近利造成的。

  宪宗在平定李师道后,自以为大功也已告成、天下从此太平,产生了骄奢怠惰之情,解散了平叛中枢,将吐突承璀等佞臣重新招到身边,信用李逢吉等朋党势力,为穆宗、敬宗以后的朋党之争埋下了隐患。宪宗还不顾常年战乱造成的民生凋敝、国库空虚,大兴土木、崇尚奢华、奉迎佛骨,并将忠心谏言的韩愈等人贬谪出京,加剧了社会矛盾。

  宪宗在平定藩镇不久后便因追求长生、服食丹药死去(也有说被宦官陈弘志所杀),没有时间对收复的藩镇在人事、财政、军事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更无力对晚唐的朝臣、宦官、军将的权力格局进行重新清理和有效布局,直接导致穆宗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乱政、朋党争斗的大行其道。宪宗的“元和中兴”局面,注定将成了晚唐一抹靓丽的晚霞,虽然璀璨,但已是最后的辉煌。

  宪宗死后,穆宗即位。穆宗认为,父皇已经将天下平定,自己可高枕无忧,因此采纳宰相段文昌等人的提议,采取了“销兵”政策。即对河北藩镇军队,按照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逐渐减少兵员,从而达到削弱藩镇实力、减少军费开支、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但是,在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严重,国家手中又并不掌握大量土地,无法恢复“均田制”和“府兵制”的情况下,盲目“销兵”只是断绝了士卒生路而已。结果被“销”之兵不是生计所迫、上山为盗,就是铤而走险、首倡作乱,“销兵”之策归于失败。

  穆宗即位后,即骄奢淫逸,不理朝政,使“元和中兴”的局面急转直下。他对藩镇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调任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但是,穆宗没有考虑到田弘正曾两次率魏博军进攻成德,与成德军民早有积怨,此时以田弘正出镇成德,无异于火上浇油。结果,由于朝廷答应给成德镇的一百万缗赏赐没有及时下发,成德都兵马使王庭凑利用士卒的不满情绪举兵造反,将田弘正全家杀害,并自立为留后。成德再次脱离中央呈独立状态。

  魏博镇自田弘正被调出后,由李愬担任节度使。后李愬因病离任,朝廷遂派田弘正之子田布为节度使。但田布上任后,不敢申明法纪,仅以赏赐笼络将士,结果部将史宪诚发动兵变,逼田布自杀,史宪诚自任留后,朝廷不敢讨伐,直接下诏任命其为节度使,魏博镇也得而复失。

  幽州节度使刘总出家后,朝廷以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节度使。张弘靖入幽州后,纵容下属骄奢淫逸,虐待士卒,捣毁安禄山坟墓,激起很大不满。就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幽州发生兵变,部将朱克融又利用士卒对“销兵”之策的不满,竖起叛旗,被裁撤的老兵一呼百应,幽州复不为朝廷所制。

  河北一片糜烂,朝廷一筹莫展,示范效应不可小视。武宁节度使王智兴驱除了朝廷委派的节度使崔群,在平定淄青李师道中立下大功,被任命为昭义镇节度使的刘悟也效仿河北三镇,逐渐不听朝廷指挥,还公然囚禁朝廷委派的监军刘承楷。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谏重金贿赂宰相李逢吉、神策中尉王守澄,得以继任节度使。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病重,以其侄刘稹为留后,朝廷不许,宰相李德裕调集各镇讨伐,才最终将昭义镇平定。

  至此,宪宗开创的统一局面完全被破坏,唐朝藩镇割据再度兴起,并与宦官专权、朝廷党争、外寇入侵等问题相互叠加交织,共同推动唐王朝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

  从宪宗李纯即位之初的元和元年,到元和十五年去世,宪宗一生平定了西川、夏绥、镇海、魏博、淮西、成德、淄青等藩镇的叛乱,功业达到了顶点。细数其平叛历程,其主体部分便是对淮西、成德和淄青的战争。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平叛战争,又是以“宰相重臣被谋刺”和“李愬雪夜袭蔡州”这两场“斩首行动”为其转折点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前一场来自叛乱藩镇的“斩首”,才激发了宪宗报仇雪耻、平定强藩的强大精神意志,导致了第二场针对叛乱藩镇的“斩首”。而这第二场“斩首”,也最终奠定了宪宗克复淮西、荡平淄青,获取全胜的基石。这两场“斩首行动”勾勒的,便是中晚唐引以为傲的“元和中兴”的底色,即以军事征服为主,而忽视了政治重建。这也决定了,所谓的“元和中兴”,只是帝国一抹绚烂无比、回光返照的“落日余晖”。它的昙花一现,更预示着此后唐王朝漫长的沉沦、无尽的黑暗与最终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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